贺捷生 父辈的忠诚

时间:2012-11-14 11:19  来源:人民日报  作者:贺捷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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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,就像一部书,一部博大精深的书。从我懂事那天起,我就用心灵去读他,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寻找去读他。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,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党的怀抱,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、最耐人寻味的一章。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,我想,非“忠诚”二字莫属。

  在人们的印象中,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,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,动如虎,静如松,是个无所畏惧又敢于担当的人。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,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,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,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,像矫龙那般翻飞,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,1916年2月,当他带领不甘为奴的弟兄们端了芭茅溪盐局,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时,三湘震惊,朝野惶恐。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《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》中写道:“桑植地处偏僻,昔年风俗淳朴,民性耿直,自民五(1916年)军兴,匪风颇炽。贺龙以贩夫走卒,揭竿作乱,不数年荣绾军符,总领数千,身跻显要,名震乡帮……”

  父亲出身贫苦,13岁就出外赶马谋生,养家糊口。曾继吾说他是“贩夫走卒,揭竿作乱”,虽然口吻轻蔑,但与事实大体相符。问题是,在那个黑暗的年代,正是“贩夫走卒”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,揭竿而起。至于曾继吾说父亲“不数年荣绾军符,总领数千,身跻显要,名震乡帮”,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,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,曾怎样的叱咤风云。

  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在南昌起义前的十几年,他追随孙中山,自告奋勇地站在讨袁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下,东征西讨,屡建奇功。他几起几落拉起的人马,也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发展壮大。但是,穿着那身挂着乱七八糟零碎的旧式军服,他却心生烦忧,对狗咬狗般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,尤其不忍看到生灵涂炭,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号寒。上世纪20年代初,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,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入川作战。三年乱仗打下来,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,却对用旧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。许多年后,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:“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,真是神仙打仗,凡人遭殃,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。中国地方这么大,为什么这么穷,这么弱?就是给这帮军阀、官僚搞乱了。不打倒这些人,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?可是困难哪,这么大一个烂摊子,哪个能够收拾?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?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。”

  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,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悲凉。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,既透露了他对旧中国积重难返的无奈,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。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,又苦于身单力薄,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。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,就像在黑夜中踯躅,在荆棘丛中盘桓。

  1925—1926年,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,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,荡平了陈炯明叛匪;接着成立国民革命军,从广州开始北伐。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,这使他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  那个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眼前的人,是共产党人周逸群。他是以北伐宣传队的名义进驻父亲那支队伍的。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,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周逸群认定我父亲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,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说,我是“红脑壳壳”,我带来的30名宣传队员都是“红脑壳壳”。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父亲也有心接触共产党,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有何高明之处。因此他对周逸群说,红脑壳壳好嘛,可惜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,不然我现在就想和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写兰谱。周逸群说,兰谱还不就是一张纸?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致,兰谱算个什么?

  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朋友指点迷津,出谋划策,父亲在北伐路上精神焕发。他指挥的部队势如破竹,一路高歌猛进,直到攻克武昌,把革命的烈火顺势烧向中原。当父亲的队伍先后在中原要地许昌和郑州大败奉军,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,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,称“诸将士忠勇用命,冲锋陷阵,建此奇功,弥深庆慰。”并决定将父亲领导的独立第15师扩编为军,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番号;父亲升任第20军军长,周逸群升任军政治部主任。这也就是说,正在“赤化”的父亲和他那支队伍,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。但好景不长,父亲突然接到撤出中原、回师武汉的命令,没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动。

 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,当父亲的部队在北伐路上摧枯拉朽,乘胜进军时,突然荣光备至,又突然从北方调到南方,这背后隐藏着一只只黑手。说到底,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,都想把父亲和他的这支队伍招致麾下。不过共产党已先行一步,此刻不仅周逸群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,而且通过周逸群,在他队伍里已吸纳大量的共产党人,正在筹建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新编第三师,让周逸群当师长。

 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,就在这时进入了倒计时。

 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:因为在这一年,也即1927年,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“4·12”事变,继而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“7·15”事变,国共两党从此分裂。在突起的狂风暴雨中,无数的共产党人被通缉、被逮捕、被囚禁、被屠杀,革命转眼被浸泡在血泊中。但在这年的8月1日,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我父亲,却站在了南昌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,一手举着他那支银光闪闪的勃朗宁小手枪,一手掐着秒表,庄严地下达了南昌起义的命令。

  要知道,那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。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,和共产党策动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肩并肩站在一起,除了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之外,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军之长,在共产党人最危险、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,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。而且,他是那样的义无反顾,那样的急不可待,就像在用一生等待这一天。

  父亲于是有了这段被共产党信任和重用、被人民拥戴、被后人击节赞叹的光荣历史。史家盛赞他从此抛弃高官厚禄、富贵荣华,跟着共产党“大路不走走小路,皮靴不穿穿草鞋”。

  最近有朋友去南昌拜访“八一”起义纪念馆,回来告诉我,南昌“八一”起义纪念馆至今保存着父亲当年的入党登记表。这是父亲经历起义中的激烈战斗、起义后的仓促撤离,在南下瑞金途中填写的。那时起义部队已损失过半,而反动军队正像疯狂的狼群那样扑上来,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。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,父亲反复对周恩来说:让我入党吧!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,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!

  这天,部队驻在群山丛中的一座破旧的学校里,周恩来把发展父亲入党的任务交给谭平山和周逸群。这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情,尽管是非常时期。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:贺龙同志,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,你必须如实回答,不得隐瞒。请问你的动产、不动产、现金等,还剩多少?

  父亲淡然一笑,摊开双手说: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  谭平山和周逸群又问: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?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?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怎样呢?

  父亲说:以前的社会关系,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。

  或许还问了很多,但那份党员登记表只记录了这些。

  我不知道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年代,那么多战火,又是在那么严酷的行军途中,父亲这份入党登记表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。但我知道父亲上不愧天,下不愧地,是个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人。当他把脚迈进中国共产党的大门,便开始与党患难与共,不离不散。

责任编辑:朱 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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