粟裕救新郎

时间:2014-09-22 00:09  来源:武陵网  作者:吕韧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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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回首往事,突然发现。一个虔诚的革命者,在自己的队伍内部,或是挨过整,或是整过人,似乎并非谁的个人意志所能左右。对此,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同志在他的专著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中写道: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,使得有的同志受到委曲,这实在是很难避免的(大意);而作为艺术家的李德伦同志,在我们的一次校友聚会时则说:只要你在党,不论是挨整还是整人,都是在劫难逃的(原话)。

    但是,我不知道粟裕同志是否整过人,却知道他挨过整,救过人。他救过的人中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有军人,有百姓,有大“官”,有庶民。他从幼时喜与长工阿陀为伴,到入伍后“官”至我军总参谋长;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,到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之际,不管有职有权还是无职无权,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;他的心,总是与群众息息相通。他对群众的呼声,总是十分关切,认真倾听;从不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绕开矛盾走,躲开是非行,只顾明哲保身。如果无须后门和重贿而可以出书的话,我敢于断言:《粟裕救人实录》将会是一部篇幅不薄、魅力不小、销路不错的好书!这里先披露救新郎其事。

    事情发生在五十三年前的1940年。

    新郎姓黄,名永安;是新四军的一位兵站站长。

    这年的暮春时节,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,前往兵站检查工作。使这位科长大惑不解的是,兵站站长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;尤其使这位科长大惊失色的是,兵站站长的“工作汇报”中,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——说自己结婚了。莫明其妙的科长,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“什么?什么?什么?”连连发问。科长得到了站长的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,惊魂未定,忽又见一位有着“羞花闭月之貌”的窈窕淑女悠然而至,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;黄永安起身介绍,话刚说了几句,她见屋里有外人,又听黄说是“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”,顿现畏惧之态,十分羞涩地急欲回避,遂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,飘然而去……

    于是,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,也无心再作了解;立即快马加鞭、日夜兼圣,十万火急地赶回领导机关复命。科长作为紧急情况,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,作了如下汇报:在远离领导、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,当过白军的黄永安,恶习不改,旧病复发,强迫民女与之成婚……

   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,判断又极合乎逻辑:傻大黑粗的“广西蛮子”(黄是广西人),又残缺不全少了一支手(残疾人),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;用不着问,定是强迫。那姑娘见了黄永安拔腿就逃走了,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吗?

    “强占民女?这还了得!马上派人去,把黄永安捆绑关押,等候处理!”与粟裕一起听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。众人也无不深感意外,非常气愤。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,有人提出:为了严肃军纪、党纪,挽回政治影响,取信于民,对黄必须立即开除党籍、军籍,就地宣判执行枪决。当时规定,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,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、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。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,伪军和盟军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,人心的背向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,群众纪律尤显重要。所以,当时对此事所持的严厉态度,就是今天看来,也还是持之有故,言之有理,实为维护党纪军纪所必须;而且,军队的同志都清楚,此前此后皆不乏此例。

    粟裕同志在大家发言时,一直沉思不语。陈毅同志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。他想了想,看了看陈毅,又看了看大家,以深沉的语调缓缓地说道:党纪军纪必须严肃。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。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,更要考虑再三,不可匆忙决定。黄永安是当过白军,但那是被迫的嘛!才十岁刚出头的样子,被白军抓了去,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,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;白军“围剿”井冈山的时候,他的右手就负了伤,不得不截掉,为了保命。按规定,伤好了,发路费,劝他回家去的;可是他不走,坚决不走。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,心里非常感激;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,团结友爱,心里非常羡慕,更不想走了。没有右手,打不了枪,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、烧火、背锅、担米;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,抢救伤员,表现是很突出的。我们部队开到哪里,他就跟到哪里,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,他吃苦耐劳、勇敢坚定,终于博得了大家的喜爱;经他再三再四请求,也经大家再三再四请求,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。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,入了党,从战士到炊事班长,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、兵站站长,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“恶习”“旧病”呀?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?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,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,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!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……

    根据粟裕的建议,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: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,专就“强迫成婚”一事,重作深入调查。并郑重要求: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(新娘及其父母)申诉。

   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同志,重返兵站,再作调查之后,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。他这次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,比上次赶回时的急切心情更加急切。他向陈、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,面有愧色,十分内疚;同时却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——黄永安同志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,忠于职守,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;与军内外各方面的关系,尤其密切和融洽。当时我军皆住民房,黄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恳耕种的贫农,老俩口天天看着这位“老百姓的贴心人”——新四军兵站站长,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,却没有时间(也没有能力)料理好自己的生活,难得吃上一顿热饭,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;拖着有残疾的身子工作,干得非常出色,成天乐乐呵呵。因此,房东老俩口既喜欢他又同情他;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,为了使黄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,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,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。村民们对黄永安无不称颂,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,当兵要当新四军,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“独臂将军”是谁家姑娘的福气——肯定错不了,一定靠得住!姑娘本人,平时就谨遵双亲之命,对黄负有关心照顾之责;见他忠厚老实,待人和气,体魄健壮,朝气勃勃,虽然只有一支手,却比有两支手的人还能干,早有敬慕之心,也就大口方方地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,表示听从父母安排,愿意与黄相伴终生。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,敌人又封锁很严;老俩口备好了结婚的酒菜,“始终没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”,就在全村敲锣打鼓,欢呼祝贺声中,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。黄永安为此被关押,新娘和她的双亲最先得知,心急如焚;村里人们更是愤愤不平,议论纷纷。为此事第二次来到村里调查的科长,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寿星(也是主婚人)拉住质问:

    “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?如果硬要说是强迫,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,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!黄站长身残志坚,恪尽职守,日夜操劳,多有不便;全村人都心疼他,房东俩口子信得过他,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——军民结成百年之好,真可谓乃天赐良缘,岂料喜事刚办完,祸从天上降!请问劳苦功高的黄站长何罪之有?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?”……

    根据上述情况,全体科以上领导同志再次开会讨论时,大家一致认为,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,毕竟是错误的,应该给予批评教育。但此事的发生,又确有它的特殊性,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;尤其重要的是,非但谈不上什么“强迫”,未造成不良影响,反而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,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挚爱之心!因此会议决定:解除关押,免于处分。

    这会刚要结束,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,由一群村民簇拥着,急匆匆地赶了来——“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!……”陈毅同志闻声,当即离座出迎。他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了风尘仆仆前来“上访”、说情、“一定要解救新郎”的人们;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,并立即下令释放新郎,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黄永安洗脸刮胡子,换上新军服,整整齐齐、高高兴兴地速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,同新娘子夫妻团聚……

    “不枪毙黄永安了!黄永安放出来了!”消息传开,群情沸腾。当地人民群众和我军干部战士,无不认为这是顺军心、合民意的大喜讯!黄永安同志本人,更是激动万分。从此他的组织纪律观念更强,革命工作热情更高;后来,又担负了彭道清同志担任院长的新四军后方医院政委重任。他的妻子,在岳父母积极支持下,也参加了新四军,组织上安排她在黄永安任政委的医院工作。夫妻双双在抗日战争最艰险的危难时期亦不曾分离——并肩战斗,感情笃深,堪称“模范的抗日夫妻”。

    四十四年后的1984年,粟裕同志溢然病逝!大家座谈,缅怀亡灵,忆及此事,不胜感慨系之……
 

    1985年2月5日初稿于北京西山容膝斋;
    1986年2月5日定稿于趟家楼饭店;
    1994年2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五版刊用;
    2011年2月结集时作了文字上的订正并恢复了原稿标题,删去了刊用时编者所加的副标题。

责任编辑:朱 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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